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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4页。

[3] 杨儒宾：《异议的意义：近世东亚的反理学思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81页以下。因此，张载的体用论可以视作超越论哲学的初步形态。

故语道至于不能象，则名言亡矣（《天道》），一阴一阳，不可以形器拘，故谓之道（《横渠易说·系辞上》），运于无形之谓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天道》），形而上是无形体者也，故形以上者谓之道也（《横渠易说·系辞上》）。究其原因，乃在于张载气之性本虚而神的理论困境，也就是性与神的同质和以感为性的缺陷。一方面，神化者，天之良能天下之动，神鼓之（《神化》）表明了神化乃宇宙整体自身的动能，另一方面，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表明了对宇宙整体的理解需要通过对神的把握。在明末开启的废黜天理的思想运动中，事物的行动法则被视为气化流行之自然和人之感通他人后的自我立法，圣人也不再通过对最终根据的把握加以成就，张载之学的困境在取消掉自身前提的基础上得到了扭转，以感为性也在戴震那里获得了新的成熟形态。德胜其气，性命于德 （《诚明》）。

因此，人能知变化之道，其必知神之为（《神化》），神之为体既说明了变化的根据（动力），也指明了变化的秩序，于是有兼体而无累（《乾称》）之天道，而妙万物而谓之神，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乾称》）所指明的就是对宇宙万物之整体的把握方式。对于宋代出现的新儒学而言，成圣意味着在人自身的行止中朗现最终的根据，而其枢纽就是人之心，换而言之，气化流行的根据（气之体-性）同时就是人之行动的根据（心之体-性），但张载以神为体的架构使得工夫有着困境。在《论语》中，孔子还用文斯文来代指先王之道或文武之道，并传续之。

当然，韩教授这里的国家学府主要是从最高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等而言。在古代，我们今天所言的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甚至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尽心下》）以上皆体现了其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儒家道统的论述，可见其具有强烈的道统承继意识。

自北宋开始，理学逐渐兴起并兴盛，国家教育虽仍以儒家九经为主，但不再专用某一家之注疏，而是相继重新修订《五经正义》《九经义疏》作为教材及科举考试之依据。而今，国学却主要是指儒道释乃至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民国胡适、章太炎等学者称之为国故，其义涵较古代发生了很大变迁。

庙学与儒家道统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那么，庙学与儒学又有什么关系？笔者接下来对此予以探讨。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策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上升为国家经学，孔子地位日益尊荣。

又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同时，他考察指出：截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全国大约建造了各级学校文庙1749所。庙学与儒学之密切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庙学兴衰系于儒学兴衰。庙学在古代实是先有学，后有庙，起初是庙学分离的。

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国学作为国家级学校的称谓，历代有所变化。

[11]也即庙学一词虽其出处甚早，但必须确定庙学之庙为主祀孔子的庙宇，方可符合庙学一词之本义。在古代，我们今天所言的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甚至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

主要研究领域为儒教、儒家哲学与礼乐文化，著有《论语集解与论语集注的比较研究》《北京孔庙祭孔礼仪研究》等。（《孟子·离娄下》）孟子又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中国教育通史》在谈及金元之际庙学时，认为广义的庙学是各级各类的儒学[19]。[21]韩教授的这一历史还原是比较准确到位的，他将国学这一概念的历史及现代变迁予以了充分考察。潞公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一、何为庙学庙学这一概念由何而来？庙是何庙？学是何学？庙和学又是如何成为一体的？笔者首先对此予以历史还原和解析。

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而此亦是孔庙特殊之处，即不仅仅是尊先祖，亦是尊老师之所，故杨朝明先生认为孔子师徒是拟血缘亲关系，即非血缘而同于血缘。

庙学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与现代儒学亦有诸多历史关联。[13]孔庙亦是遵此规制的，其亦是孔子后代（如子思）及孔子弟子所建，为尊先祖及老师孔子之貌。

[30]道统之说由唐代韩愈首倡，为应对三教并立以来佛老对儒家正统地位之挑战，他建构了一个儒家道统谱系，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儒学的思想义理以及礼乐教化涵义，今仍延续。

（《宋朱子年谱》卷四下）由此亦可看出，宋代之传道之儒已经超出了孔子弟子中传道之儒的范畴，而是将其下贯到宋代诸儒。目前，除了学校文庙外，还保存着曲阜孔子庙以及许多书院孔子庙、孔子纪念庙宇和孔氏家庙。1949年以后，在大陆、广东三水、潮阳、广西柳州、山西汾阳各自新建了一座完整的孔子庙，江西南昌新建了大成殿等文庙建筑，南宁重新恢复了学校与孔庙，在台湾，新建了桃园、台中、高雄、旗山、屏东、澎湖7所文庙。[⑦]参见刘振佳《孔庙学刍议》，《济宁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孔祥林先生指出：19世纪中期是孔子庙的全盛时期，中国有学校孔子庙1730多所，朝鲜有360多所，越南有160多所，日本有100多所，此外中国还有许多纪念孔子庙、书院孔子庙和孔氏家庙，朝鲜也有一些书院孔子庙和孔氏家庙，日本只有个别纪念孔子庙，而越南目前尚未发现学校文庙以外的孔子庙。而在今天，它的内涵和外延其实皆变窄了。

[20]韩星教授对国学一词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历史还原：‘国学这个词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原指国家学府，如古代的太学、国子监等。今之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孔子师徒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其实，儒家自孔子之后，应该是有两条发展主线的，一是孟子，其衍流为二程、朱熹一脉，陆王心学亦颇受影响，其特点是注重仁，注重人之心性修养。而其弟颐正叔序之曰：‘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

东晋开始于太学设立祭祀先圣先师的庙宇（夫子堂），可称中国第一所建造在国家最高学府的孔庙，可谓庙学合一规制的雏形。清代陆耀认为：古者庙寝相连，神人互依。[15]庙是接神之处，其处尊，故在前（《说文》），郑玄注云：前曰庙，后曰寝。近现代以来，尽管这一传统形式废疏，仍有不少士子、文人墨客在延续祭孔讲经形式。

也即在孔子之前，还有尧、舜、禹、成汤、周文王、周武王，这是整个儒家道统谱系的起点[32]，故《礼记·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摘 要 ：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学统）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治统（政统）与道统、经学（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

[④]然需指出的是，古代庙学合一是于官学设孔庙，且是政府推动之国家行为，如卢国龙《唐代庙学与文化共相》一文所指出，庙学是历史上孔子庙与各级官学的合成体。[27]金春峰：《朱熹道统说的建立与完成》，《九州学林》（香港城市大学主办、出版）2006年春季号。

[13][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第1132、1133页。[26]刘述先：《道统的建构与朱子在宋明理学中地位的衡定》，《朱子学刊》2010年总第19辑。